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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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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重行诊察过后，炫能地说：“不是我昨天说的么？今天热度又升高半度了。明天还要升高呢。” “不至于发生变故吧？”树伯轻声问，神色惶急，失掉了他平时闲适的风度。 “现在还说不定，要一礼拜才有数。先生，是肠窒扶斯呢！最好能与旁人隔绝，否则或者要传染开来。”医生说了职务上照例的话，又开了药方自去。 树伯迁延到夜间八点钟，向那同事表示歉意，说：“租界的铁门关得早，现在只好回去，明天再来。留先生独个儿陪着病人，真是说不尽地抱歉，也说不尽地感激！好在舍妹那边既然有快信去，后天总可以到来。那就有她照顾一切了。” “有我在这里，先生放心回去。传染的话，虽然有这个道理，但我是不怕的。”那同事想到两年来的友谊以及最近时期的相依飘零，涌起一种侠义的心情，故而负责地这样说。 “难得，难得！”树伯好像做了坏事似的，头也不回，便跑下黑暗的扶梯。 焕之是完全昏迷了，呓语渐稀，只作闷得透不过气来似的呻吟。脸异样地红；眼睛闭起；嘴唇干到发黑，时时翕张着。身体常想牵动，然而力气衰弱，有牵动之势而牵动不来，盖在身上的一条棉被竟少有皱痕。 但是他看见了许多景象，这些景象好像出现在空空的舞台上，又好像出现在深秋时候布满了灰色云层的天空中，没有装饰意味的背景，也没有像戏剧那样的把故事贯穿起来的线索。 他看见许多小脸相，奸诈，浮滑，粗暴，完全是小流氓的模型。倏地转动了，转得非常快。被围在中心的是个可怜的苍蝇。看那苍蝇的面目，原来是他自己。再看那些急急转动马上要把苍蝇擒住的，原来是一群蜘蛛。 他看见一群小仙人，穿着彩色的舞衣，正像学校游艺会中时常见到的。他们爱娇，活泼，敏慧，没有一处不可爱。他们飞升了，升到月亮旁边，随手摘取晶莹的葡萄来吃。那葡萄就是星星。再看小仙人们的面目，是蒋华、蒋自华、蒋宜华等等，个个可以叫出他们的姓名。 他看见一个穿着青布衫露着胸的人物，非常面善，但记不清他是谁。他举起铁椎，打一块烧红的铁，火花四飞，红光照亮他的脸，美妙庄严。一会儿他放下铁椎仰天大笑，嘴里唱着歌，仿佛是“我们的……我们的……”忽然射来一道电光，就见电影的字幕似地现出几个字：“有屈你，这时候没有你的份！”天坍山崩似的大灾祸跟着降临，尘沙迷目，巨石击撞，毒火乱飞。经过很久很久的时候，眼前才觉清楚些儿。那露胸的人物被压在乱石底下，像一堆烧残的枯炭；白烟袅袅处，是还没烧完的他那件青布衫的一角。 他看见头颅的跳舞。从每个头颅的颈际流下红血，成为通红的舞衣。还有饰物呢，环绕着颈际的，纠缠在眉间耳边的，是肚肠。跳舞的似乎越聚越多了，再没有回旋进退的余地；舞衣联成汹涌的红海，无数头颅就在红波上面浮动。不知道怎么一来，红海没有了，头颅没有了，眼前一片黑。 他看见母亲，佩璋，蒋冰如，王乐山，徐佑甫，陆三复，金树伯，刘慰亭，他们在开个庆祝宴，王乐山是其中被庆祝者。好像是宴罢余兴的样子，乐山起来表演一套小玩意儿。他解开衣服似地拉开自己的胸膛，取出一颗心来，让大家传观。大家看时，是鲜红的活跃的一颗心；试把它敲一敲，却比钢铁还要刚强。他又摘下自己的头颅，满不在乎地抛出去。接着他的动作更离奇了，他把自己的身体撕碎，分给每人一份，分下来刚好，不多也不少。受领他的赠品的都感服赞叹，像面对着圣灵。 他看见个女子，全身赤裸，手足都被捆住。旁边一个青年正在解他的漂亮西装。他的脸抬起来时，比最丑恶的春画里的男子还要丑恶。 他看见一盏走马灯，比平常的大得多，剪纸的各色人物有真人一般大，灯额上题着两个大字，“循环”，转动的风轮上也有两个大字，“命运”。 他看见佩璋站在洒着急雨的马路中间。群众围绕着她，静候她的号令。她的截短的头发湿透了，尽滴水，青衫黑裙亮亮地反射着水光。她喊出她的号令，同时高举两臂，仰首向天，像个勇武的女神。 他看见无尽的长路上站着个孩子，是盘儿。那边一个人手执着旗子跑来，神色非常困疲，细看是自己。盘儿已作预备出发的姿势，蹲着身，左手点地，右手反伸在后面，等接旗子。待旗子一到手，他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发脚，绝不回顾因困疲而倒下来的父亲。不多一会儿，他的小身躯只像一点黑点儿了。在无尽的长路上，他前进，他飞跑…… 佩璋独自赶到上海，没有送着焕之的死，焕之在这天上午就绝了气。她的悲痛自不待说。由树伯主持，又有那个同事帮助料理，成了个简单凄凉的殡殓。树伯看伤心的妹妹决不宜独自携柩回去，便决定带了夫人伴行，好在时势的激浪已经过去，就此回到家乡去住，也不见得会遇到什么可怕事情了。 设奠的一天，蒋冰如来吊，对于泪痕狼藉的佩璋和骤然像加了十年年纪的老太太，说了从衷心里发出的劝慰话。佩璋虽然哀哭，但并不昏沉，她的心头萌生着长征战士整装待发的勇气，她对冰如说：“盘儿快十岁了，无妨离开我。我要出去做点儿事；为自己，为社会，为家庭，我都应该做点儿事。我觉悟以前的不对，一生下孩子就躲在家里。但是追悔也无益。好在我的生命还在，就此开头还不迟。前年焕之说要往外面飞翔，我此刻就燃烧着与他同样的心情！” 老太太的泪泉差不多枯竭了，凄然的老眼疑惑地望着媳妇。盘儿也想着父亲流泪，又想象不出母亲要到哪里去，他的身体软软地贴在母亲膝上。 在旁的树伯当然不相信她的话，他始终以为女子只配看家；但从另外一方面着想，觉得也不必特别提出反对的意见。 冰如叹了口气，意思是她到底是躲在家里的少奶奶，不知道世路艰难，丈夫死了，便想独力承当丈夫的负担。但是在原则上，他是赞成她的。他对她点头说：“好的呀！如有机会，当然不妨出去做点儿事。” “一个人总得有点儿事做才过得去，”这时候他说到他自己了。那一班同他为难的青年，现在固然不知奔窜到哪里去了，但与青年们同伙的蒋士镖独能站定脚跟，而且居然成为全镇的中心；在蒋士镖，似乎不再有同他为难的意思，然而他总觉得这个世居的乡镇于他不合适。什么校长呀，乡董呀，会长呀，从前想起来都是津津有味的，现在却连想都不愿意想起。可是，悠长的岁月，未尽的生命，就在家里袖着双手消磨过去么？向来不曾闲过的他，无论如何忍不住那可怕的寂寞。于是在茫茫的未来生涯中，他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他看看佩璋又看看树伯说：“没有事做，那死样的寂寞真受不住。我决定在南村起房子。那地方风景好，又是空地，一切规划可以称心。房子要朴而不陋，风雅宜人。自己住家以外，还可以分给投契的亲友。这就约略成个‘新村’。中间要有一个会场，只要一个大茅亭就行。每隔几天我在里边开一回讲，招集四近的人来听。别的都不讲，单讲卫生的道理，治家的道理。世界无论变到怎么样，身体总得保卫，家事总得治理。人家听了我的，多少有点儿好处。而且，大概不会有人来禁止我的。” 他望着焕之的灵座，又说：“焕之若在，他一定不赞同我的计划，他要说这是退缩的思想。但在我，眼前唯有这一条新的道路了！” 1928年11月15日写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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