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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叔叔,你来过一次,对吧?你是何荆夫叔叔吗?”憾憾问我,我点点头。“妈妈,何荆夫叔叔来了!”她又向门里叫。“请进来吧,叔叔!”又来招呼我。真是一个很会待客的孩子。我机械地跟她走进去。我真生自己的气,怎么这么管不住自己?

  拿茶杯。泡茶。孙悦对我很客气,像接待“稀客”。这是警告我:“保持距离!”我真想立即走出去。但我还是坐了下来。

  “奚望与他爸爸闹翻了,把东西搬到我那里。我来对你讲一声。”这算什么?汇报思想?打奚望的小报告?真是天晓得。为什么不说顺便来看看的?大方又得体。

  “还是现在的青年人幸福,打破了一切禁忌,完全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她说,眼睛并不朝我看。

  我吃了一惊:“你竟然赞成这种行动?”

  “我赞成什么行动?”她也吃惊地问。

  “赞成奚望和他爸爸决裂。”

  “我有这样的勇气就好了。”

  “那你是什么意思?”

  她的脸红了。停了一会儿才回答我:“我吗?大概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这几年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有时自己随口说出一些话来,连自己也不明白。”她不再看我。

  我们是多么相像啊!我也爱自言自语。说不清这种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的了。每个人心里都不只有一个“我”。这个“我”和那个“我”常常要举行会谈。孤独的人心里的“我”更多。它们与他一起战胜孤独。她刚才说的是什么?羡慕青年人的幸福,因为他们能完全地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是她对自己说的一句话,不错。但是,言为心声。她感到某种不自由,她的头脑里有禁忌,这是可以肯定的。她在选择,这也是可以肯定的。但具体说来,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她在选择什么?又禁忌什么?

  她在翻一本书,我走过去看看,是雨果的《九三年》。

  我不只一次读过这本书。我流浪到淮河边上的时候,在一个县城里碰到了我的初中语文老师。他是这个县里的人。他摇着一把芭蕉扇在卖西瓜。白净的面皮已经苍黑,满头柔润的黑发已经不见了,头顶秃了大半。只有那微黄的眼珠和微微向上挑起的剑眉还保留着他当年的风采。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他把我引上文学的道路的。如今怎么卖西瓜了?一九五七年,正是我接受批判的时候,接到过他的一封信:“我已离校他调,勿再来信。后会有期,各自珍重。”莫非他也……

  “这真是名师出高徒了,卖西瓜的教出了流浪汉。哈哈!”他拉着我,笑着。但泪水却在眼眶里滚。

  他告诉我,他成了“极右分子”。刚从“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地方放回来。“我最怕看《野猪林》,你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老师!可是为什么呢?”我抓住他的手,哭了。我很少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后来听说评不到工资也会催人掉泪,也可以理解。各人的心的质地不同,所以可能受到的伤害也不同吧!

  “我向学生介绍了《九三年》,宣扬了反动的人道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老师把我带到住处,从墙角落的一只纸箱子里掏出一本《九三年》递给我:“你读过吗?”

  “我读过。在大学里读的。在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时候,雨果想调和斗争,靠人的天性解决阶级矛盾,这只能是一种幻想。革命军将领郭文放走了反革命的叔祖,确实犯了罪。雨果却歌颂他。”我说。

  “你这观点是对的。可是雨果的理想里有没有一点合理的因素,你说?忘了吗?想想看。喏喏喏,这一页。”他像当年一样,对学生循循善诱。

  “革命的目的难道是要破坏人的天性吗?革命难道是为了破坏家庭,为了使人道窒息吗?绝不是的。‘我要人类的每一种特质都成为文明的象征和进步的主人;我要自由的精神,平等的观念,博爱的心灵。’”

  “这是主人公郭文的话,也是雨果的思想。你说,一钱不值吗?”老师问我。

  “不。雨果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可惜他的理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能实现。资产阶级革命是为了取封建阶级的地位而代之。他们的自由、平等、博爱只能是虚伪的。”我回答老师。

  “但是无产阶级能不能把它变成真实的呢?”老师的两道眉挑得很高,额头闪闪发亮。

  “我想是能够的,老师!我们共产主义者不是要解放全人类吗?马克思说过:‘无神论是通过宗教的扬弃这个中介而使自己表现出来的人本主义,共产主义则是通过私有财产的扬弃这个中介而使自己表现出来的人本主义。’‘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直接追求实效的博爱。’马克思划清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界限,并没有否定人道主义和博爱本身啊!”

  “说得好!来,吃西瓜!我们已经消灭了反动派,改变了所有制形式,为什么还要人们斗来斗去,难道还要消灭八百万人吗?来,吃西瓜!今天碰到一个谈话的对手。想不到,想不到你这么年轻就能作我的谈话对手。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老师一块一块把瓜递给我,我一块一块把它吃掉。

  “把你的老本吃光了!”我发现瓜已经吃完,惊叫道。

  老师哈哈一笑,拍着自己的胸膛:“老本在这里,谁也别想吃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把那本《九三年》递给了我,上面写了陈子昂的两句诗:“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

  孙悦也在读这本书,她在考虑什么问题呢?

  “潮水已经退去。留在沙滩上的不都是彩色的贝壳。你拣了一些什么?”我问。

  “真正要认识潮水,不能只拣好看的贝壳吧?”她回答。仍然不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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