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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


  游若水讲完,把材料叠好装进衣袋。奚流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转向大家,平稳地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要出这本书。要不是游若水同志从有关方面听到消息,并主动讨了一份校样来看的话,这本书就出笼了。”是游若水干的吗?我怀疑。这个人居然会发起一件事?

  “孙悦同志!中文系总支是不是知道这本书呢?”

  听到奚流在问,我立即回答:“我是知道的。”

  “为什么不过问?”奚流问。

  “这是出版社的事,我们无权过问。何荆夫同志也有他的出版自由。”我回答。

  奚流的颧骨向上耸了一下,他问党委委员们:“是这样吗?那末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是要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党还要不要领导?”

  校河的水今天多么情啊!水至清则无鱼。这河里是无鱼的。鱼需要浑水,这是肯定的。人呢?也需要浑水吗?明明是一池清水,非要投进石子、烂泥、杂草把它搅浑不可吗?

  党委会里资格最老的委员首先发言了。他的头发白如麻丝。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的眼睛是那么真诚坦率。在那些动荡的年月里,我“保”过他,也曾经像女儿那样在他面前倾诉过委屈。他总是安慰我:“你还年轻,经历经历有好处。”我多么尊敬他!

  “按照以前的惯例,出版社出书之前应该与作者的单位联系一下,这样我们大家都不至于被动。现在既然已经这样了,就尽可能妥善地解决吧!作者还是个年轻人,说服教育为主吧,劝他把稿子撤回来,改好再出书。我看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批判了多少次了。四二年延安整风的时候……”

  我知道,他又要“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地谈起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来龙去脉了。文革中每次批判斗争他的会上,他都讲四二年延安整风,与王实味等人的斗争。他总是用他那慈祥而坦率的眼睛望着“红卫兵”们:“我没有搞过修正主义。我接受了党的长期教育。自从延安整风……”“红卫兵”说他是“臭表功”,骂他,侮辱他,嘲笑他。

  可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修正主义。我因此对他益加敬重。可是这两年,我觉得跟他有了距离。生活在前进,他却和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一个样,就像这会议室里的一个雕像,永远放在那个地方,又永远是那个姿势。你可以欣赏他,但不能和它讨论任何实际问题。“小孙啊,千万要把稳舵。这种混乱的局面不会太长。我们党肯定要管的。四二年在延安……”我一听到他对我说这些,心就往下沉。我多想用力推他一下啊!可是我人小力薄。

  “现在的情况与以前不同了。出版社对作者一般是不应审查的。不过,对何荆夫这样具体的人,写这样一本具体的书,是应该慎重的。”

  发言的是一位兼哲学系总支书记的党委委员。与我一样是“科班出身”。据我了解,他的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今天是被这“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书”吓住了吗?

  “何荆夫在系里表现怎么样?听说有些反映。”一位女委员接着上面的发言提出问题。我简单地回答:“很好。”脑子里在想:“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书”应该怎么理解呢?“具体”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就有权干涉了呢?没有出版法。对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一下“具体”,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应该受到干涉的理由。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具体!具体!具体……多么难掌握呀!

  也许,我应该在会上把荆夫“具体”一下?可是,我害怕在这样的场合谈到他,甚至不能冷静地想到他。

  自从赵振环来后,他没有找过我。见了面除了点头打个招呼,再也不说第二句话了。这使我感到难过。我觉得我与他的距离越拉越远了。我越来越多地在朋友面前谈到他,特别是在李宜宁面前。“我不希望你再受挫折,何荆夫不会给你带来平静。你们不应结合。”她总是这样劝我。

  确实,何荆夫不会给我带来平静。然而,恰恰是这一点在吸引着我。我已经让他一个人在风雨里搏斗过了。如果再有什么风雨落到他身上,难道还让他一个人去搏斗?那样我的心又怎么能平静呢?

  “我听到一些关于何荆夫的反映。可以发言吗?”正在作记录的陈玉立问。奚流点点头,她就发言了:

  “何荆夫自从甄别平反以来,尾巴越翘越高。他常常在学生中宣扬自己的经历,把自己打扮成传奇式的英雄,吸引了一批幼稚的青年在他周围,他常常说:‘我们的党应该好好地总结教训。’意思是说,他是一贯正确的,我们的党犯了错误。他比党高明,党却亏待了他。这本书中所宣扬的什么尊重个人、尊重个性等个人主义观点,他都在学生中散布过了。中文系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他有很大关系。前不久,奚流同志批评学生在黑板报上登爱情诗,一部分学生瞎起哄,也与何荆夫有关。现在居然有学生讽刺奚流同志,说要请他当和尚协会顾问……”

  谁“噗嗤”笑了?是那位年老的女委员和她旁边的那位教授同志,他也是党委常委,历史学教授。是党委中唯一的教授,所以大家就叫他“教授”。他正噙着烟斗,对那位女同志风趣地讲着什么,两人一起笑了。奚流的脸红了。他用铅笔敲敲桌子,命令陈玉立:“谈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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