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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有几位委员没有发过言。我一个一个看着他们。我知道,他们不会再说话。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他们都是不说话的。因此,他们只在表决的时候发挥作用。而这作用又是不可忽视的。奚流所依赖的就是这种作用。此刻,他们都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模样,好像领着孩子在公园门口晒太阳那么悠闲自得。我恳求地看着他们,希望他们能发表一点冷静而公正的意见。这不只是关系着一个人、一本书啊,还关系着我们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可是他们一个个避开我的目光,仍然不说话。我心里一阵阵发冷。我们一起学习过“双百”方针,还一起讨论过怎样作伯乐。然而,当一颗种子正在破土而出、露出两瓣嫩叶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这么冷淡、这么麻木呢?

  “再没有人赞成?那就——”

  我不等奚流说完,就忽地站了起来。奚流自然地停住了说话,吃惊地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有意见。我认为不应该这么草率地对待一个人、一本书。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党委会应该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我说得很激动,我自己觉得声音有点颤。

  “你认为应该怎么样?”奚流不耐烦地打断我。

  “我认为刚才对待何荆夫和他写的书的某些意见是错误的。”

  我来不及整理自己的意见,想到就说,所以说得很长。我到底是怎么说的呢?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平常,我对自己说过的话。写过的信件都能记得一清二楚,可是今天却记不清楚了。我大概详细讲了自己对何荆夫的了解和认识,是流露了真情了吗?陈玉立在窃笑。有些人的感觉和思想都很特别,他们能够容忍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以为这是正常;而不能容忍人与人之间的挚爱,以为这是反常。

  他们能够容忍男女苟且私通,而不能容忍真诚的爱情。让陈玉立去笑吧!如果我流露了真情,也并不后悔。我还讲了我同意何荆夫的观点。对了,我问游若水:“你能说清楚什么叫修正主义吗?”游若水笑着耸耸肩膀,好像说:“这不值得我回答。”我问奚流:“奚流同志,你说什么是修正主义?”奚流把颧骨耸一耸,也是不予回答。我知道,他们无法回答。连什么是马列主义也没搞清,怎么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呢?

  我的发言得到了“教授”和那位女宣传部长的赞同。但是其他人都没有什么反应。他们都看着奚流,被奚流的上下耸动的高颧骨吸引去了,都在等着奚流的反应,一只打足气的皮球摔在棉花堆里,还能干什么呢?我坐了下来。

  习惯,习惯。有什么比习惯更有力量、更有权威?人的眼睛都是向上的。人的价值,包括人的言论的价值,是因人的地位而异的。人显言贵,人微言轻。这不是真理,但却是事实。事实往往比真理更能说服人。然而,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呢?

  我再也不想说什么了,我只希望快点结束这个会。

  想不到陈玉立还想导演一出更为精彩的戏。

  “孙悦同志的发言使我吃惊,”她说,“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我和何荆夫有什么个人恩怨,有意说他的坏话呢!其实,我和何荆夫往日无仇,近日无冤。我倒是要劝劝孙悦同志,不要被儿女私情迷住了眼睛啊!”

  一阵叽叽喳喳的议论,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显然,他们全都记起了我和何荆夫的往事,并且很有兴趣了解我们的现在,以便弄清我的发言动机。我处在许多探照灯的焦点上。最初,我感到惊慌、羞愧和不安,因为我对何荆夫确实怀有儿女私情。这种私情确实影响着我对何荆夫的态度。但是,慢慢地,我沉静了。我问自己:“你为了儿女私情放弃了党的原则、模糊了是非观念吗?”我回答自己:“没有。”我索性从座位上站起来,直视着奚流:

  “请问奚流同志:党委会准备讨论我的儿女私情吗?”我问。我的态度是沉静的。奚流的脸居然也涨红了。这是难得的,不知道他是由于对我的态度感到气愤而涨红了脸呢,还是由于对玉立的发言感到羞愧?

  “小孙,你坐下!”女宣传部长激动地站起来对我说。“我最反对在党的会议上议论人家的私事,奚流同志。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呢?我们完全可以就孙悦同志的发言本身论是非,扯什么儿女私情呢?”这是她对奚流说的。

  要不是我勉强忍住,大概会流泪的吧!这些年来,由于把阶级斗争扩大到一切领域,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私生活了。一提“私生活”,就给人以“见不得人”的印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干涉别人的私生活,何况组织呢?你听:

  “孙悦有权决定自己的私生活。但是用感情取代党的原则,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奚流这样说。

  我用感情取代了党的原则了吗?我要和奚流抗争了。我面对着奚流,面对着所有的党委委员们,作为一个党员,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想隐瞒自己的感情。这些人,有的是我的老上级,有的是我的老同学、老同事。但是,他们对我并不完全了解,正像我不完全了解他们。那就让他们了解吧。

  “我愿意在党的会议上谈谈我与何荆夫的关系,”我说,“何荆夫在读书时就爱过我,现在也仍然爱着我。他的爱是真诚的、纯洁的。我为此感到幸福,因为我也爱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能结合。我为此感到痛苦。这就是我的儿女私情。”

  几位同志在交头接耳,他们在讲什么呢?“谈这些干么!”我听见了一句。

  “不是我要谈这些,是陈玉立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对那位同志说,他友好地对我点点头。我知道,他没有什么看法,无非是随口说出了那句话。我仍然把眼睛直视着奚流:“我不是为了儿女私情才为何荆夫辩护的。我是为了贯彻党的政策、国家的法律。即使何荆夫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也不能不准他出书,而只能通过讨论来分清是非。我不否认,我同情何荆夫的观点。如果事实证明,何荆夫确实错了,我愿意和他共同承担责任。不论这错误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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