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庆先生《新话红楼》阅读随记

　　红学研究百花园中的一株异卉
　　——张凯庆先生《新话红楼》阅读随记

　　上天涯社区“书话红楼”论坛，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得到张凯庆先生赠送的红学论著《新话红楼》。之前我与凯庆先生并不相识，是凯庆先生看到我发到论坛上的几篇红学阅读随笔之后，觉得道相同并有相谋之处，主动联系我以大作相赠的。收到《新话红楼》之后我即刻展读，很快就被凯庆先生新颖的解读、充分的论证、可信的结论吸引住了。
　　如果按红学界对研究流派的习惯性划分，凯庆先生当属索隠派。进入新世纪以来，索隠派红学研究似乎有全面复活之势，好几起较大的红学研究热潮，例如刘心武先生的研究，霍国玲先生的研究，还有许多草根红学家的研究等等，似乎都是由索隠派掀起的。我本人不太熟悉明清史，自然做不了索隠、考证这样的研究；我是一位写作爱好者，作为红迷只能写一些阅读随笔，勉强可以归类到鉴赏派之列。但我阅读红学论著却是兼收并蓄，无论什么派，只要能自圆其说，我都有兴趣去读。《新话红楼》就是这样一部可以让我读得津津有味的书。
　　其实，《红楼梦》一开首，就以作者的口气说：“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梦幻识通灵。”既然书中明确声明有“隐”，读者、研究者自然就要去“索”，可见索隐派红学的产生，实在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索隐，即探索幽隐，也就是发掘被小说表面故事所掩盖的“真事”。从《红楼梦》面世以后的二百多年里，关于它究竟写的是谁家的故事，或者说反映了哪一段历史，人们一直都在寻找着答案。然而，不同的研究者从中索解出来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红楼梦》的无限魅力也许就在这里，由于它的博大精深，又由于它的含蓄多义，还由于它的技法高超，因而总是令人对其产生无穷的向往，希望能揭开其谜底而后快。凯庆先生的《新话红楼》，自然也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他的一些精彩的观点，应该说也可成一家之言。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文史不分家的国度，文学中有历史，比如《诗经》中就记载了先民生活的遗迹；而历史中也有文学，比如《史记》中大量运用了文学的笔法；至于《三国演义》就更不用说了，历来被认为是“三分史实，七分虚构”（一说为“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但是如果要当成历史来读也无不可，因为按开首凡例所言，作者的确有意将历史隐含在其中。红学界素来存在索隠派、考证派、自传派、评点派等等之争，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个派、那个派，不过只是研究角度的不同，所产生的结论不同而已，其实，在这部百科全书性质的巨著中，历史、自传、文学、政治等因素，都是相互交织、融为一体的，很难说它只是单纯的文学或者历史。因而主张文学者不必否认其隐含了历史，而主张历史者也不必否定其首先是小说，就像《论语》《庄子》等等，你能清楚地辨别出，它到底是哲学还是文学？以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我以为红学索隠派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认知视野，有些从鉴赏的角度不大好解答的问题，比如书中随处可见的谜语、偈语、谜诗等等，经索隠派一番解说，反而更令人觉得容易理解，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索隠派自有其存在的意义，只要说得有道理，像凯庆先生的《新话红楼》，可以给读者提供阅读的参考，它就是有价值的。
　　读凯庆先生的《新话红楼》，我有如下几方面深刻的感受。
　　一是作者所做的索隠研究既显得别开生面，又十分严谨实在。笔者之前读过不少索隠派的论著，在红学论坛上也浏览过无数索隠派的论文，其中确有态度严肃、当做神圣的学术问题来认真对待的，但也不乏牵强附会、虚无缥缈、违背逻辑乃至胡说八道的，这些所谓的索隠研究往往是随心所欲、有一说十甚至无中生有，让人按照正常的、符合逻辑的思维难以去理解，因而他们的结论常常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而阅读凯庆先生的论著，发现他研究态度十分谨慎，无论是提出观点还是进行论证，都显得比较客观、纯正，基本符合人的思维规律和认识规律。正因为有了科学的、实证的研究态度，因而他的索隠研究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基本上不说过头话，也不以猜笨谜的办法来代替理性的分析，大多数结论都下得实实在在，有着相当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比如，他说宁荣二府就是清皇宫，贾家就是爱新觉罗家族，他不是凭空来向读者宣示自己的结论的，而是从宁荣二府宅子的规模、所挂的匾额、贾府的人口、平时的吃穿用度、祭祀与丧仪等多个角度来详细论证的，经过将小说中的描写与清史中的记载进行对比，他认为只有皇家才会有这样宏大的场面，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王公贵族能有如此气派。再如，凯庆先生认为贾宝玉隐写的是乾隆皇帝，他从宝玉的诨号入手，将宝玉的名字、生日、衣着、面相、个性、经历等等，一一与乾隆皇帝做了十分细致的比对，找到了两者身上相同、相通、相似或相近的地方，让人不得不相信，他的结论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二是作者提出的一些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任何学术研究，都贵在作者能够提出独特的见解，并且有很强的说服力，红学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凯庆先生的《新话红楼》，的确有许多新颖、新奇的地方，读后令人印象深刻，不得不佩服他能够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比如“探春远嫁”是红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然而凯庆先生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作者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目的是为了作为王熙凤的补充，“进一步展示王熙凤的治事才干”，而王熙凤、贾探春都隐写的是乾隆的皇后那拉氏。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凯庆先生从探春与凤姐的判词来分析，认为探春的判词“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与熙凤的判词“凡鸟偏从末世来”，其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词“末世”，将两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其他的“钗”却没有这个十分显眼的词，所谓“末世”正是指时运不佳的那拉皇后。凯庆先生对于探春的解读，的确是与众不同，先不说他的观点是否真能站得住脚，至少他让读者注意到，探春与熙凤判词之间有勾连之处，这样一个细致入微的发现还是值得肯定的。另外，关于《红楼梦》的作者是敦诚敦敏、《红楼梦》写作的目的是为那拉氏皇后立传、脂砚斋就是那拉皇后的儿子永璂等等观点，也都是十分新鲜而独到的见解，令人不能不刮目相看。
　　三是书中包含了大量富有价值的文史知识，让读者受益匪浅。笔者作为一介红迷，少说也读过上百部红学论著了，虽然对于整个清史不是十分熟悉，但是对于红学家们指出的《红楼梦》与清史交集的一些史实，也算略知一二。然而在读了凯庆先生的《新话红楼》后，发现自己在文史知识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欠缺，而从这部书中可以看出，作者文史方面的知识是非常丰富的，或者说为了撰写这部书，凯庆先生不光阅读了大量的红学论著及论文，还阅读了大量的清史资料，包括清朝的制度、皇室的礼仪、当时的风俗、民间的野史等等，为自己进行扎实的论证奠定了基础。阅读这些浩瀚的文史资料，并把其中有用的东西摘录出来，使其成为自己观点的可靠论据，无疑需要独到的眼光，同时也需要严谨的治学精神，这样的工程量无异是十分巨大的。然而从书中可以看出，凯庆先生披沙拣金、一丝不苟，给读者提供了精美的精神盛宴，读者阅读这些宝贵的文史资料，不仅加深了对作者的观点、对《红楼梦》的深入理解，同时也大大丰富了自己的知识视野，因而必定会取得多方面的收获。
　　总之，《新话红楼》是近年来索隠派红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作者张凯庆先生醉心研究《红楼梦》20多年，如今厚积薄发，所提出的《红楼梦》隐写的是乾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的情史这样一个全新的观点，的确是不同于以往任何研究者的看法，因而引起广大红迷的瞩目和重视，应该也在情理之中。当然，也不是他的所有的观点都无懈可击，比如书中论述到“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之争时，凯庆先生这样写道：“那时是一夫多妻制，普通人家也可一妻多妾，王公贵族家更是妻妾成群，更不用说皇上了。像小说中的‘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贾母、王夫人等大可不必为此伤脑筋，两个人同时娶回家不就皆大欢喜了。”“所以，‘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结果，绝不是红学界解释的那样。”凯庆先生可能是疏忽了，《红楼梦》时代固然是一夫多妻制，但正牌妻子只会永远是一个（除非第一个早逝才会有第二个续弦），其余不过都是妾，而妻与妾的地位悬殊可就太大了，王夫人与赵姨娘就是现成的例子。假如宝玉将黛玉和宝钗都娶过来，究竟让谁为妻、让谁为妾才好呢？这可真是一个问题。不过，即使存在这样的瑕疵，也不影响《新话红楼》所具有的基本价值和魅力。

　　注：《新话红楼》，2016年5月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