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砚先生恨几多”新解

　　
　　“脂砚先生恨几多”新解
　　童力群
　　2013年2月16日
　　一、第二十一回之回前诗
　　庚辰本第二十一回有回前批（在第二十回之后）。该回前批云：
　　有客题《红楼梦》一律，失其姓氏，唯见其诗意骇警，故录于斯：
　　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
　　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
　　是幻是真空历过，闲风闲月枉吟哦。
　　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
　　凡是书题者不可【应增加二字“不以”】此为绝调，诗句警拔，且深知拟书底里，惜乎失石【“石”应为“名”】矣。……

　　二、蔡义江先生解第二十一回之回前诗
　　1997年8月，宁波出版社出版了《蔡义江论<红楼梦>》。
　　《蔡义江论<红楼梦>编外篇脂评选释》解“庚辰本第二十一回之回前批”。

　　蔡义江先生写道：
　　……首联指作者常用自相驳难、自立自破等笔法；当然也包括假托石头作记、被空空道人抄录下来等等虚构情节，其实只是作者一个人在那里“张罗”而已，故连用三个“自”字。末联谓宝玉终于冲破幻情束缚，使世人奈何他不得，……

　　三、鲁迅语录
　　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四、“脂砚先生恨几多”新解
　　（一）“茜纱公子情无限”。在《红楼梦》正文里。“茜纱公子”无疑是贾宝玉，但在这首回前诗里，“茜纱公子”应是贾宝玉模特之一的作者。
　　“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茜纱公子”与“脂砚先生”对举，那么，他俩都是《红楼梦》（《石头记》）的作者。

　　（二）“脂砚先生恨几多”，他“恨”什么？爱情婚姻之怨恨，已经由“茜纱公子”承担，那么，“脂砚先生”之“恨”就应该跳出儿女情长的小圈子，到某个大圈子里寻愁觅恨。正好《红楼梦》提供了这么一个大圈子。
　　甲戌本第一回写道：“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甲戌侧批：补天济世，勿认真，用常言。】于大荒山【甲戌侧批：荒唐也。】无稽崖【甲戌侧批：无稽也。】练成高经十二丈、【甲戌侧批：总应十二钗。】方经二十四丈【甲戌侧批：照应副十二钗。】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甲戌侧批：合周天之数。蒙侧批：数足，偏遗我。“不堪入选”句中透出心眼。】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甲戌侧批：剩了这一块便生出这许多故事。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就该去补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有此一部鬼话。】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甲戌眉批：妙！自谓落堕情根，故无补天之用。】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甲戌侧批：煅炼后性方通，甚哉！人生不能学也。】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原来，这个大圈子就是“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脂砚先生”之“恨”就是“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

　　（三）“脂砚先生”之“恨”的表现不仅仅是“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而且“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
　　既然是“恨几多”，那么，“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当然不会是“自相驳难、自立自破等笔法”之类没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意思。
　　蔡义江先生所言“首联指作者常用自相驳难、自立自破等笔法；当然也包括假托石头作记、被空空道人抄录下来等等虚构情节，其实只是作者一个人在那里‘张罗’而已，故连用三个‘自’字。”，与“庚辰本第二十一回之回前批”的本意，相距甚远——因为蔡义江先生所言，只是不痛不痒，根本不能符合“庚辰本第二十一回之回前批”所言之“诗意骇警”以及“不可不以此为绝调，诗句警拔，且深知拟书底里”！
　　我想，“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就是猛烈的自我批判！
　　我们冷静的想一想：《红楼梦》（《石头记》）对社会、对人生的批判，难道不猛烈吗？
　　我认为：“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等同于“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2009年6月28日，谭邦和先生在自己的博客里发表了《论笔炼阁主人的小说观念与女娲补天神话原型（甲）》。该文开头写道：
　　“用宗法一体化结构起来成为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封建社会，经过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的动乱，到了明末清初，愈益显示出终将崩溃的迹象。面对封建末世的千疮百孔，一切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怀着深沉忧患意识的人们，都开始了对于封建社会的全历史的反思。《红楼梦》无疑是这种反思最辉煌的成果之一。”
　　该文还写道：“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里有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是美学史上一段名言，但这段话主要仍是从人生际遇的特殊遭逢，来总结这些历史人物成功的原因的。他强调这些人是‘非常之人’，没有至少是没有明确指出，产生这些‘非常之人’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酝酿着无数悲剧的缺陷世界。此后中国的文艺理论一直十分注意个人人生际遇的独特遭逢对创作的影响，从李贽、金圣叹到脂砚斋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