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潇洒邂逅沉郁 ——陶渊明与杜甫贫富观之异同

　　他们都是中国古代诗坛上的奇葩。一个潇洒飘逸，追求精神的愉悦；一个则沉郁顿挫，满怀忧国忧民的情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性格特征造就了他们各自独特的成就，也造就了他们独特的贫富观念。

　　陶渊明对待贫富的态度由他的两句诗便可窥见：“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以及他那有名的“不为五斗米折腰”。鲁迅先生称他“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还说：“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丝毫不为意”（《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宋代的朱熹对陶渊明也有如下的评价：“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陶渊明有官而不做，舍弃富贵而不取。他骨子里透出一种对权贵的厌恶。

　　杜甫对于贫富的态度则不如陶渊明那般洒脱。当陶渊明沉醉于自己花与酒的世界时，杜甫则与当时人民的苦难纠合在一起的。虽然杜甫出身官宦之家，但对于贫苦百姓的情感始终没变过。从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 清楚地看到这位诚实的、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诗人, 如何辗转挣扎于漂泊和旅途, 历经饥寒困危, 备尝忧患。富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杜甫, 常常从自身的遗遇联想到更多底层的人们和更普遇的这个时代的社会问题。

　　两人所处的现实环境与个人心境的不同，造就了陶渊明鄙弃权贵而杜甫感伤贫穷的贫富观念。具体而言，陶渊明和杜甫对待贫富的观念有以下几点不同之处：

　　一、陶渊明向往精神的快乐，而杜甫则纠结于百姓的快乐。

　　陶渊明的飘逸实在是令人难以模仿的。甚至在他生前就为自己写好了《自祭文》，将生死看得很透。行与世上，陶渊明先是踌躇满志渴望报国，遭遇挫折之后便开始远离世俗。这种洒脱使他甘愿放弃权贵，追求心灵上的自由。但和杜甫相比，陶渊明的担当就少了许多。杜甫虽自身贫困，但依然在为普天下的百姓考虑。他不在乎自身的贫穷，而是期望全天下的百姓能安居乐业。杜甫安于贫穷，但又不愿备被贫穷所困，因为忧国忧民的精神激励着他去改变自身的命运。

　　二、陶渊明安于贫穷并不思改变，而杜甫处于贫穷却一心要变。

　　陶渊明有首非常有名的《乞食》诗。诗的题目极能吸引眼球：大诗人已经穷到向人乞讨的地步了！曾有不少论著拿这首诗来证明陶渊明的极度贫困。但是实际上陶渊明不过是到一个很熟悉的朋友家蹭了一顿饭吃。陶渊明从事脑力劳动，对于农事以及生产并不在行，并且他也不思改变。安于贫穷，必然向往自由。精神的极大满足弥补了陶渊明生活上的缺憾。但对杜甫而言，他并没有像陶渊明那样脱离世俗，更放心不下天下受苦的民众。杜甫想做的，是“达则兼济天下”。在“ 秋风”卷去“ 屋上三重茅”、“布案多年冷似铁”、“床头屋漏无干处， 雨脚如麻未断绝”的恶劣情况下，他没有“ 独善其身”，没有去想着如何度过眼前的难关、改善生活环境，却由己及人，从自身的状况想到了天下与他同样悲惨命运的沦落人，想着他们正在遭受的苦楚，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希望他们能平安地度过这场幕风骤雨，在安全明亮的房间里过着祥和而幸福的生活。总而言之，杜甫不安于贫穷，实则是他爱国精神的一种体现。

　　三、陶渊明安于贫穷实则是对社会的一种反抗，而杜甫则试图努力去改变。

　　即便在艰难地生活，陶渊明依然飘逸的生活着。鲁迅先生说陶渊明：“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人，哪里还有这许多闲情逸致来著书？……高吟‘饥来驱我去……’的陶征士，其时或者偏已很有些酒意了。正当苦痛，即说不出苦痛来，佛说极苦地狱中的鬼魂，也反而并无叫唤”。（《华盖集•“碰壁”之后》。可见，陶渊明其实也是在做消极的抗争。富贵对于他而言毫无意义，只要精神上有所收获便足以。杜甫出身官宦之家，对于权贵的荒淫生活有所目睹，有长期破败流落，对于贫民百姓的苦难也深有感悟。杜甫多次为官，并非是为了自身生活的改善，而是以天下为己任。因此对于贫穷，杜甫是在积极的抗争。

　　总而言之，陶渊明与杜甫在对待贫富问题上之所以有差异较大，一是受所处时代环境影响，同时也和自身生存的现状及个人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诗人也许注定是为别人考虑多而为自己考虑少的，陶渊明因为无法改变而选择隐退，安于贫穷，表现了他与全天下百姓同患难的决心；杜甫则一心思变，即使处境艰难，也依然要为苍生争取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权利。但两者在对于自身贫困的问题上却达成了共识，即不会因为自身的贫困而怨天尤人。